2023年，对中国高等教育而言，是内外激荡的一年。
ChatGPT的横空出世让高等教育界猝不及防；疫情的结束使得公众对校园开放充满期待；“破五唯”改革实施5年，分类评价落地中依然不乏乱象；作为今年高考招生的“利器”，本博贯通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而言是“加速器”还是“踩离合”；在“考研高考化”成为热词的同时，我们也见证了考研人数连增8年后首次出现下降；“学硕衰，专硕兴”“学硕要退场了”等话题引发广泛关注……
种种意外和争议浓缩成2023年不可回避的十大热词。它们既是2023年年轮的记忆，也是2024年发展的伏笔，让我们在记录中展望未来。
热词一 ChatGPT
重构学习方式，我们还应做什么
从年初热议到年末的ChatGPT，无疑是2023年高等教育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在年初，ChatGPT引起的最大争议是人机莫辨的论文、诗歌等，并由此引发了学术造假、某些职业将被ChatGPT所取代的担忧，同时也迅速点燃了人们对ChatGPT的功能猜想。然而，使用者很快发现，ChatGPT看似行云流水般的表述背后，存在着大量的虚假关联。比如，当你告诉ChatGPT“2+3=6”，它便会马上服软。
捏造信息、真假不辨……大量AI幻觉的存在，引发了高等教育界的反思。
“教育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指出，ChatGPT无法在学生头脑中形成概念，以及判断和推理等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其中，批判性思维对于辨别真伪和正误尤为重要，更应重视培养。
“趁着人工智能出现的机会，应尽可能减少学生在记忆方面的学习，并着重在提升学生创造力、加强团队合作、实现跨学科培养等方面发力。”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讲座教授李子建建议。
相比较ChatGPT，国内大语言模型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中文语料上有一定比较优势。大语言模型与其他人工智能的结合，在国内高校中已经有了一些落地应用。
比如，浙江大学在“101计划”核心课程“人工智能引论”中，便使用了智海三乐大模型进行辅助教学。此外，北京理工大学曾派出数字人参加“挑战杯”比赛，上海交通大学则采用数字人播报新闻……
尽管无法取代教育的核心价值，但ChatGPT正在重构学习方式。在教学领域，学者已经归纳出至少80种在课堂上应用ChatGPT的具体方法，涉及协助教师备课、提供教学辅助、创建评价材料、开展课堂活动、辅助学生自主学习等多个类别。
以数字人为例，国内高技术企业超星集团的创始人史超指出，如果教师在上课时继续“照本宣科”，未来极有可能被数字人取代。这就提醒教师的教学要向及时反馈、个性化学习等方面转变，变革课堂教学方式。
与此同时，数字人也能帮助教师释放更多压力。比如，教师可以派一个数字人分身去作学术报告，而不必亲临现场。
当然，现下的ChatGPT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聪明，在被问到某个学术问题时，可能答非所问。“使用ChatGPT能有效地提高诸如材料学、生物学、计算机等课程的学习效果，但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如今，对于ChatGPT的使用更像是搜索引擎的升级，从前我们了解一个知识点可能需要搜索十篇文章，现在只需要提出问题、GPT合成问题所对应的答案即可。”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吴飞指出，把通用型大模型做成垂直型大模型，或把大语言模型做成AI智能体，可能是ChatGPT下一步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
ChatGPT无法天然地指导教学。使用者发现，能否真正用好ChatGPT，更多考验的是一个人提出问题的能力。事实上，国内高校的学生往往并不擅长提出问题，更何况，向人工智能提问题与传统认知中的提问并不完全相同。比如，问“为什么我们的研究生不会提问题”，可能要反复发问并作角色设定。
针对ChatGPT的提问、假设和判断，甚至还催生出一个新的职业——指令工程师。而有关ChatGPT的提问素养，或许应该被纳入教育者的思考范围中。
“ChatGPT合成的内容+搜索引擎加以佐证+学生的独立思考，对于归纳式教育或启发式教育而言，这三者合一才能产生更好的影响。”吴飞指出。
正因如此，未来，人与ChatGPT的磨合与对抗会越来越有看点。
热词二 校园开放
寻找打破围墙的“最佳方案”
一场疫情，改变了我国高校开放的态度。一道铁闸机，将校内外人士划分得泾渭分明。
今年，部分重新开放校园的高校仅允许访客凭校友卡、校外人员凭预约入校，大部分市民仍被“拒之门外”。正是这一“有门槛”的开放，使得“五一”小长假期间帮校外人士预约参观校园，成了学生“黄牛”们的一门生意。
“大学要不要开放？”这本是一个不需要过多讨论的话题。疫情前，除个别高校外，大学校门几乎都向公众敞开。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国外名校甚至连围墙都不设置。
然而，站在国内校内外人士各自的立场，似乎又都“情有可原”。校方认为，此前开放带来的破坏花木、挤占车位、校园安全等隐患，给学校带来了管理负担；校外人士则表示，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是社会的公共资源，本身就应该共享。
在很多人眼中，大学是城市的一张名片，是一个很自然的“打卡点”。就像人们来北京喜欢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参观；去厦门热衷去厦门大学逛逛。
“开放，首先校门要打开，物理上要交换。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讲堂、剧场等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市民开放。这将赋予城市轻盈、文雅的气质。”南京工业大学政策研究与规划处处长卢晓梅说。在这一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是心灵世界的开放，“特别是‘00后’，很多人自认‘社恐’，其实他们更需要融入社会，以疗愈内心的不适”。
有了物理上的接触，大学才会与城市发生更多“化学反应”，才会诞生更多有实质意义的产教融合、校地合作项目。
今年7月，教育部发布通知，鼓励高等学校、高科技企业、制造企业等向社会开放参观，主动服务全民学习。但即便如此，高校开放的进程仍然太过缓慢。不久前有媒体曝出，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用跨越铁闸机的方式进出校园，“用脚投票”反对校园出入查证件、刷脸, 再度将大学开放置于社会焦点。
迄今为止，真正开放的国内高校仍为少数。近几个月来，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陆续宣布全面开放校园，不需要预约，也不限制名额。校园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后，人们担心的乱象并没有发生。
这当中真正考验的是大学的开放、包容精神与精细化管理水平。
“创新最重要的是包容和开放。”卢晓梅说，包容性来自多样性，鼓励异质文化竞争与合作，可以丰富创见；开放性通过与外界的物质交换能量，让系统保持生机活力。
否则，“围墙围住的是自己。围得久了，容易成为不动、不想、不说的常态。长此以往，高校管理者就容易在这一亩三分地中‘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说。
事实上，国外多数高校采取的是“半开放”，即仅对公众开放体育馆、博物馆、音乐厅及历史遗迹等，核心区域的教学楼、宿舍等并不对外开放，只是限时开放或节假日开放。“如何寻找一所高校开放的‘最佳方案’，真正考验的是高校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南京晓庄学院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教授段继业指出。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师向媒体透露，“全面开放”并不代表学校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允许来访者进入。来访者的参观范围并不包括食堂、图书馆、体育馆等学生出入较多的场所。
不管怎样，大学开放的脚步需要加快，这考验的是一国高校的胸襟与见识。
热词三 本博贯通
“潮涌”过后，如何“保质”
2023年的高考招生季，“本博贯通”这一原本只在临床医学等个别专业流行的招生模式，成了很多高校招生宣传中的一大“热词”。
以上海市高校为例，在今年的招生中，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沪上名校均公布了从本科到博士的贯通培养模式。比如，上海交大为强基计划定制“4+4”或“4+5（含海外）”的本博衔接培养模式。复旦推出本博贯通“光子计划”拔尖人才培养、核工程与核技术（核物理方向卢鹤绂班）十年一贯制培养等项目，面向对应专业新生进行选拔。
在北京，北京科技大学两个本博贯通班首次直接招生，涉及其两个王牌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科学与工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共建“协和医班”，推进本博贯通培养模式……
2021年，清华大学提出建立本研贯通培养新模式，实现本研培养方案统筹设计，随即引来诸多高校效仿。至今，以本博贯通为代表的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似乎已成为很多高校争取优质生源的“杀手锏”。然而，人才培养是长期过程，高校固然能以此招揽优质生源，但后续的人才培养质量又如何才能保障？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指出，在基础学科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长学制优势明显。
相关调查也支持这一论断。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文辉团队曾基于2020年“全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的13264份学术学位博士生数据，分析了通过不同录取方式进入高校的博士生在主观教育收获满意度及客观论文发表数量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本科直博、硕博连读的博士生科研论文发表数量高于公开招考的博士生。换言之，长学制博士生表现出了知识生产高效率的优势。
然而，该调查同时显示，相较于公开招考博士生，本科直博、硕博连读博士生的教育收获满意度更低。进一步研究表明，本科直博与硕博连读的博士生在“追求真理理念”“专业知识”“运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科研能力”等一系列意识和能力方面都明显更低。
究其原因，周文辉团队认为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高校往往过分重视博士生生源质量，而忽视了博士生的培养过程。
这一点在《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过程中也有印证。比如，马臻便直言，在本博贯通的后半程，延期毕业的学生不在少数。“节约读博时间的理想和现实不一定是一回事。”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某些特定专业或特定类型学生，更利于进行长周期科研的本博贯通模式是具有明显优势的。但在现阶段，这种模式依然面临很多待解难题。比如，如何提升直博生的课程满意度、如何克服单一导师长时间指导带来的思想僵化，乃至如何建立更合理的分流淘汰机制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远比多招一名成绩优异的高中生重要得多。
在这些问题中，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特别向《中国科学报》提到了学缘异质性问题。他表示，目前国内的本博贯通学生往往在同一所高校、由同一位导师培养，但更理想的做法应是跨校、跨学科培养。
“学生需要在交错变化的环境中遇到不一样的导师和同学，不断吸收外来观念、激发创造性，而不是待在一所高校中逐渐趋于倦怠。固化的环境会使学生成为‘井底之蛙’。”卢晓东说，“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出发，未来应鼓励跨校学习，并强化学生的学缘异质性，持续扩大留学人员规模，帮助他们了解其他学校、国外学术谱系，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
热词四 大学“高中化”
大学生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1万人，比去年增加9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仅39所原“985工程”高校就招收了超21万名学生。当这些摆脱高三繁重学业的学生憧憬着拥抱大学“轻松”“自由”的生活时，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很多人脑海中惬意的大学生活早已被“证伪”。
当下一个普遍现象是——大学生每周动辄40多节课，奔走于不同的教学楼和教室间，还有林林总总的社会实践活动需要参加。有人将学生这种被课程学习捆绑、缺乏自主时间和空间的现象称为大学“高中化”。
在一项为期四年的针对国内本科生的调查中，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鲍威发现，国内高校大学生沿袭高中阶段的超负荷学习总量。大学生平均每周课内外学习时间总量达39.6小时，其时间配置占比为72.3%，远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实施的全美大学生调查中显示的28小时总学习时间。
对于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硕旺表示，首先是严峻的就业形势倒逼的结果。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考研几乎成为本科生提升学历、改换学校门庭的唯一可选道路，这势必导致研究生考试的高考化。其次，本科课程门数越开越多也是使得大学“高中化”的重要推手。
对此，西交利物浦大学未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张晓军直言，对于经历过高考的大学生来说，要在给他们自主时间的同时，对其进行充分引导，帮助他们建立自主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引导学生反思什么是有效、终身导向的学习，是今天中国大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还牵扯到一个严肃的话题——高校在进行自身制度调整、还大学生更多“自由”的同时，如何在学生入学之初，便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其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顺利过渡，并以最快的速度形成相对合理的时间配置方式和习惯。
依然是来自鲍威课题组的一项调查结果——我国大学中，面临学术性适应和社会性适应障碍的新生比例分别为14.9%和9.3%。之所以如此，鲍威直言，我国高校缺乏针对新生的长期、深入的入学教育。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做“影子校长计划”时，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叶志明留意到，当地新生入学后有1~2周的适应性训练期，高校会引导学生探索在大学该怎样学习、生活、做规划以及自我管理时间等。
他表示，这样的引导或指导在国内高校中十分少见。在很多高校开学典礼上，校领导的讲话激动人心，但往往太过“顶天”，对大学新生的帮助有限；过多与学生谈理想，又缺乏让理想落地的具体路径。
鲍威告诉《中国科学报》，在我国大学学生管理的实践中，入学教育促进学业成就、提升综合素养，落实全员、全方面、全过程育人的重要作用被长期忽视。鉴于此，大学入学教育应超越短期帮扶措施的功能定位，以学生发展理念为指引，构建以提升学业成就、培养健全人格、助力生涯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入学教育体系。
至于教育教学层面，张晓军表示，高校课内外要形成合力，学术和行政部门要协同育人，真正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整体育人环境。这涉及诸如课程、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如何有机结合等一系列问题。
同时，教学模式需要创新。他表示，减少上课时间不是老师把课堂上讲授的知识点单纯改成学生课后的自学任务，而是要重新思考一门课程如何支持高阶的学习目标，需要用课内一小时牵引学生课外两小时的自主学习。
热词五 本科论文抽检
存废之争，定位“说了算”
今年的国庆节刚刚过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在《中国科学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便在高教圈引发了一片热议。
在这篇文章中，卢晓东直言，取消目前在高校中实行的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势在必行。在他看来，本科生除了要通过传统课堂学习“可编码知识”外，还要通过实验课程、实习课程等学习相关学科的“缄默课程”。本科毕业论文最重要的作用便是检测学生对这类知识的掌握程度。
然而，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学生类型日益多样，并非所有本科生都需要掌握此类缄默知识。只有本科毕业后计划读研、有志于科研的少数学生，才需要经由科学研究课程学习如何研究和创新。换言之，本科毕业论文理应从“必修课”转为针对部分学生的“选修课”。相应的，面对全体学生的本科论文抽检也应取消。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制度开始于2021年。该制度规定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对象为上一学年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抽检比例原则上不低于2%。
卢晓东的观点一提出，就引发很多人关注，其中赞许者有之，质疑者也有之。
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全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评审专家库专家冯加渔就曾指出本科论文抽检的作用。他表示，毕业论文抽检是一条“高压线”。“通过这条‘高压线’的设置，高校越来越重视本科生的论文和对本科生的全过程培养，也督促老师们更加尽职尽责地指导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严格要求，特别是严格抽检，可以促使学校适时革新本科教育培养理念和实践。
从上述观点不难看出，对于毕业论文抽检的不同立场背后，更本质的差别在于人们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作用及价值的不同认知——在支持抽检方看来，本科论文是对学生本科期间综合教育成果的反映；在反对抽检方看来，本科毕业论文的“瞄准点”应主要集中于学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培养。
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真正意义为何，并没有明确“官方论断”。不过，根据发布于2020年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的出发点是“保证本科人才培养基本质量”……
对于本科毕业论文作用的不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持续多年的本科毕业论文“合理性之争”的重要背景——正是由于不同的人对于毕业论文在本科生培养中所发挥的作用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才使得同样一篇论文，既可以“居功至伟”，又可以“百无一用”。
比如早在多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就曾在《中国科学报》刊发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不要把本科毕业论文当作学业的最后一步，也不要对其要求太高，应该把它视为本科教育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一门课程，或者一门课程论文那样。
与此同时，也有国内高校教务部门人士直言，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是学生本科阶段的综合学业成果，集中反映学生在本科阶段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其优劣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一大体现……
从这个角度说，有关部门的确需要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定位作进一步明确，并在此定位的基础上，引导高校根据自身人才培养定位，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方向、侧重点乃至存废问题作出更合理判断。如果做到这一点，本科毕业论文抽检的存废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热词六 考研高考化
八连增后首次下降，考研热仍难降温
2023年，“考研高考化”一度成为科教圈热词。在这一年，我们不仅见证了考研人数再攀高峰，也目睹了其在经历了连续8年的增长后，首次出现下降。
过去8年间，我国的考研报名人数一路攀升，从2015年的164.9万人涨至2023年的474万人。“考研高考化”问题逐渐凸显，并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引发科教界的热议。
“考研高考化”表现为考研的全民化与应试化。具体来说，一方面，考研人数像高考一样多，使得考试本身的选拔性和竞争性增强；另一方面，围绕考研的一系列应对策略类似于应对高考。比如，学生要长时间备考、花费增多、学校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学生考研等。
至于“考研高考化”出现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与毕业生就业难有关，也有人认为与招生规模扩大有关。2023年3月28日，《中国科学报》深入采访报道了“考研高考化”现象，教育学者们也为解决“考研高考化”问题提供了多种方案。
出人意料的是，时至年底，教育部发布的信息显示，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为438万。这一数字在连续增长8年后首次出现下降。
事实上，这并不是高等教育历史上考研人数的首次下降。早在2014年和2015年，考研人数也曾接连两年下降，人数分别为171.5万和164.9万。然而，就在不少人认为“考研热的拐点已到”时，考研人数又重新上升。
对于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的下降，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判断，这只是增长趋势下的一次正常回调，未来考研热的总趋势还会持续。
在他看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学生出国深造迅速回暖、就业机会相对增多引起了部分学生的“分流”；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我国提升了专业型硕士占比，学术型硕士报考竞争更加激烈，而专业型硕士的读研学费、时间成本更高，部分考生和家长会考虑“性价比”问题。
考研、读研的“性价比”问题也引发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东风的关注。“如今在大城市，研究生甚至比本科生还要多，这必然致使研究生的文凭含金量缩水。随着工作变得难找，考研的性价比下降，学生的热情在冷却，无论考研与否，择业都成了最大的考量与变量。与其读研，不如先占个工作岗位。”李东风说。
不过，马臻和李东风都认为，尽管2024年考研人数出现下降，但研究生教育的热度总体上不会降低。
“未来学历竞争会愈演愈烈。”马臻说，我国始终需要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研发、管理等工作都需要研究生，读研也是进高校、研究所做研究的前提条件。
他介绍，在复旦大学，每年都有很多本科生“拼绩点”争取保研资格，也一直有大量学生报名其所在院系的“夏令营”和“九月正式推免”。
李东风指出，12月19日，教育部在介绍《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有关情况时，再次强调要不断扩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今后专业型硕士的热度会有所提升，学术型硕士的热度则会保持在现有水平。
当然，对于大多数本科毕业生来说，2024年考研人数下降或许意味着“机会”。“报名人数和去年相比减少不一定是坏事，这可以增加热心研究的学生被录取的机会，也可以使不考研的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马臻说。
热词七 学硕减、专硕增
学硕专硕培养同质化难题待解
2023年，“学硕减、专硕增”的态势从年初持续到年末。
今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陆续宣布，至2024年起停止招收部分专业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农学等。“学硕衰，专硕兴”“学硕要退场了”等话题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
教育部发布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指出，至2025年，专硕招生规模将扩大至硕士生总规模的2/3左右，专硕将逐步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主力军。在此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宣布停招部分学硕，并将部分招生名额向专硕倾斜。
“学硕经过前些年的持续发展，其学生数量已基本达到饱和，而国家需要大量专硕人才，所以压减学硕、提高专硕比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表示。
湖南大学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院长文双春也指出，研究生培养要适应国家和社会需求，这决定了学硕和专硕的各自发展和相对态势不可能一成不变。从就业市场看，社会对真正意义上的专硕（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远大于学硕。
学硕与专硕处于相同学位层次，但培养目标截然不同——前者按学科设立，以学术研究为培养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是本科与博士学位间的过渡性学位，也是博士和科研人员的后备力量；后者则以专业实践为培养导向，重视职业实践和应用，培养专业和专门技术上的高层次人才。
然而在实践中，两者的培养却出现了高度同质化的问题。
樊秀娣指出，不少学校的硕士点希望通过上马专硕项目扩大研究生规模，然而在专硕的培养计划、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实习实践和学业评价等方面却仍沿袭学硕模式。
北京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沈文钦表示，一名老师教不出两种学生，这是当下学硕与专硕同质化的主要原因。同一批老师教学硕和专硕，人才培养中易存在路径依赖和学术惯性，很难使学生的素养产生很大差异。
2023年，不少学校选择调整研究生的修业年限，将专硕延长至3年。有专家指出，延长专硕学制可为学生在实践环节提供更多积累经验的时间，有利于提升在校生质量，促进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融合，更好契合了专硕的培养目标。
“比延长专硕学制更重要的是明确专硕的培养定位，探索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是提高专硕培养质量的关键。”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撰文指出。
近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完善培养链条，主要是强化定位、标准、招生、培养、评价、师资等环节的差异化要求。特别提出，鼓励硕士专业学位实行多元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考核方式，如专题研究类论文、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产品设计/作品创作、方案设计等。
如何破解学硕与专硕培养的同质化问题，让学术的更学术、专业的更专业，《意见》指明了方向。
樊秀娣指出，各高校要深刻认识学硕与专硕的本质区别，不能简单把后者按学硕模式培养，套上一个专硕“帽子”了事。
“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每个培养单位应结合其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确定本校的专业硕士教育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设置课程、建设师资、确定学制。”熊丙奇指出，这需要发挥学位评定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的作用，对本校如何开展研究生教育进行论证，并监督落实，确保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热词八 工程教育
扭转“工科理科化”，“范式转换”时机已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由《中国科学报》发起，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企业家、院士专家共同发起呼吁全社会重视“工科理科化”现象的联名活动，使“工科理科化”成为2023年中国工程教育的一大“热词”。
“工科理科化”的典型特征是用理论科学的方法解决工程问题，重视论文发表，忽视实践创新。
“当前出现的‘工科理科化’困境，或许意味着工程教育新旧范式之间的‘范式转换’即将到来，至少是一个契机。”在为《中国科学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纪阳如此写道。
纪阳具体解释说，从前学生的工程认知方式是先学科学、再做工程。但如今，我们更倡导学生“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知行合一”的能力，先知道要解决什么工程问题，在工程实践中打破专业壁垒，需要做什么就学什么，并在这一过程中思考知识如何应用。
当然，工程主导型的工程教育并不意味着基础科学不重要、知识学习不重要。今年，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客座教授顾险峰在回复《一封清华学子的来信》中提到，工科的尽头是理科，理科通过工科改变世界。
只是工科人才培养不要“泛卓越化”。东北大学原校长赵继提醒，绝大多数开展工程教育的高校应定位于培养工程师或工程师的毛坯，只有少数高校才能设立培养工程科学家的目标。
无论是顶尖高校还是普通院校，工程教育中普适的能力和素养正在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发生重大转型。这样的转型从来不是“小修小补”，需要由此畅想未来工程教育的发展。
ChatGPT的横空出世仿佛一夜之间把人们从工业时代带入了信息化时代。“目前，高校工程教育所要培养的人，恰恰是将来可能被机器代替的人。”在不久前举行的清华高等教育论坛上，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前主席龚克不无担忧地说。
大量公司招聘提示词工程师，其职责是把人类的知识、价值观输入给人工智能。与此同时，这项工作也对工程师的社会责任感、价值观、文化背景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龚克看来，这些变化都应该反映到对未来工程师的培养中。
2023年正处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点站。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从前我们都会简单地理解为“环境友好”。
同样是在清华高等教育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指出，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经济效益、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源的优势要得到充分发挥。体现在工程人才培养上，应把绿色工程的新技术发展纳入所有课程的教材中。
如果工科毕业生仅仅懂得机电知识，一旦遇到国际纠纷，他懂法律吗？学生如果只在虚拟实验室中“练手”，能找到生产一线的真问题吗……带着类似的焦灼，不少高校正在进行跨学科交叉、在企业中边做边学的实践探索。
然而，更深层次的多维度思维方法、全局意识、工程社会观……同样需要重视，并寻找适合本校的落地方案。比如，未来的工程师需要更强的想象力。今年，纪阳尝试给学生开设了工程科幻写作课程。
从“知识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变的过程中，工程教育改革不仅仅代表自身，所代表的更是一种“面向可持续力竞争的服务型教育”。
热词九 顶刊
平视“顶刊”后，高校应更具包容性
2023年全国两会前夕，国内高校圈曝出一则颇耐人寻味的新闻——在两天时间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国内高校均宣布有教师在国际顶级刊物《自然》发文。
多年前，能在“顶刊”发表文章还是一件国内高校梦寐以求的事。但随着国内高校科研能力的快速提升，“顶刊”发文已不再新鲜。
有机构统计今年1月至6月，我国内地高校在三大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科学》《细胞》上的发文数量。结果显示，内地高校作为通讯作者（含共同通讯作者单位）在三大期刊共刊发了原创论文128篇。
如果说曾经的国内高校面对“顶刊”时只能“仰视”的话，当下很多高校早已经有了平视“顶刊”的实力。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高校科研，尤其是高校的基础研究已“大功告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钱锋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所言，“我国高校能在‘顶刊’频繁发文，说明在某些基础研究方面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这并不能与掌握该领域的核心技术完全画等号”。
以自己熟知的化学和材料领域为例，钱锋表示，目前我国相关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已居全球第一，其中不乏“顶刊”论文，但为什么在一些国家级重大项目中的高端材料制造等方面依然会被“卡脖子”？这值得我们深思。
更重要的是，高校科研能力的提升意味着很多高校以“冲顶刊”为主要目标的科研路线需要调整。这也表明高校需重新审视自身科研定位，乃至高校的整体定位。
钱锋表示，在国家层面，现阶段更需要强调围绕“卡脖子”问题，通过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最终引领国际研究，并在此过程中形成 “全链条创新”，即从理论性基础研究到应用性基础研究，再到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应用，最后完成相关科技创新的产业化。这其中，高校主要针对理论性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环节，这也是整个创新链条的开端和基础。从这个角度说，高校发挥的是一种基础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全链条创新”概念，近年来正被越来越多地提及。比如今年8月，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动北京高校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就明确提到，要引导高校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等深度协同，形成多方参与、共同推进的格局，加快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装备研制、成果转化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
然而，当高校长期仰视“顶刊”时，无形中便会在和企业、科研机构协同形成全链条创新时处于一种“俯视”的姿态，这也是大量高校科研成果脱离实际、长期不能转化落地的深层次原因。如今，在可以平视“顶刊”后，是否也应将“俯视”的目光放平？这是很多高校，特别是国内顶尖高校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此，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纪阳对《中国科学报》直言，在这个问题上，最需要思考的还是高校领导层。
“目前在国内高校，特别是工科高校中，领导层的认知对于校内科研与教学走向影响十分明显。”他解释说，如果领导层认为学校科研应向“顶刊”看齐，教师便很容易醉心基础科研，对走产教协同路线则不愿问津或敷衍了事。
“一个健康的校内科研生态应该既有人做‘杨振宁’，又有人做‘任正非’，还有人做将基础理论转化为应用理论与实践的‘邓稼先’，以及深谙教育内涵并能推动科技教育变革的‘陶行知’，且不同人群间还应有正向反馈，并最终统一在创新的全链条中。”纪阳表示，高校领导层应具备更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教育胸怀，才能引导高校内部形成一种“大规模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模式。
热词十 破五唯
“破五唯”实施五年，警惕“五唯”升级现象
不知不觉，“破五唯”的提出已有5个年头。
2018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高校“破五唯”改革正式启动，之后，我国陆续颁布了多项“破五唯”的文件。
时隔5年，“破五唯”在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例如，复旦大学在国内最早推行代表作制度，清华大学率先出台了“博士生毕业不要求论文”的规定，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宣布退出国际排行榜，带动高校“退榜潮”，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置了教学型教授以及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等。
然而，在经历了一波高潮后，“破五唯”似乎逐渐回归了“平静”。中国教育战略发展学会副会长李志民指出，“破五唯”在部分高校效果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行政管理部门一边强调“去帽子”，一边又在“发帽子”。不在源头上加以扼制，仅靠约束高校和科研单位，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去帽子”的目的。
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高校还在看排行榜办学。排行榜的背后，更多着眼的是论文影响因子、“帽子”、奖项等量化指标。而在当下的国内，拥有“不看排行榜办学”底气的高校恐怕只有两类——头部院校，以及挤不上排行榜的院校。
“‘五唯’破不净的现象更多集中在力争‘上进’的高校中，比如那些争取获得硕士点、博士点的高校；目前身处非‘双一流’行列，但力争要进入‘双一流’行列的高校；担心‘双一流’资格不保的高校，以及想升格为本科的专科院校和想升格为大学的学院。”上海大学教授叶志明说。
于是，一些高校中便出现了“破五唯”怪象——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纵向课题经费数额，精品课程数，教学名师数，教学工作时数，课程成绩分布，学生评教得分，学生就业率，学科竞赛获奖数，省培项目数量……凡是可以量化的指标，都成为了高校可“唯”的指标。这本质上是对“不唯”的一种误解。
“‘破五唯’还需要警惕一种现象，即以‘破五唯’为名，对‘五唯’升级和‘变相加码’。”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姜华说。比如，过去数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现在数国家级课题。过去数SCI、SSCI和CSSCI论文数量，现在转向了数“顶刊”学术论文数量。
教师获得了项目、经费，却并不一定高兴得起来。为了应对考核要求，他们不得不继续申报更高等级的项目，就像不断膨胀的气球，总有爆炸的一刻。过度竞争、集体内卷导致“上岸者”在获评职称后马上“躺平”，失意者则自知无望地选择“逆向流动”。2023年元旦，北京大学某文科教授因落选“博雅讲席讲授”，在自媒体上公开求职。他表示，不在乎学校的等级，地方师专也行。
学术界期待怎样的“破五唯”？不久前，在湾区校长论坛上，西湖大学公布了不设任何科研绩效奖励、设置6~7年长周期考核、采取年薪制，预聘制教师入校不要求专利、论文等做法，引来人们的关注与赞誉。
“破五唯”说到底还是要选择适合自身的考核指标。但是，要拥有这份挑战大环境的勇气确实不太容易。
